I

中国人对死亡既忌讳又惧怕。这也许是出于对今世的牵挂和留恋，或是对死亡的无知和无奈，亦或是对命运的回避，也许兼而有之。不管如何，死亡是我们俗世之旅的终点，没有人能回避，也没有人能逃脱。

对于死亡，我最早的恐惧来自我姥姥。她那时不到六十岁，可我和她都觉得她很老了。她经常说，我老了，要死了，睡下就不醒了。 我真怕她半夜死去，一觉醒不过来。那时我和姥姥同睡一张床，深更半夜，我总是用手去探她的鼻息，看她是不是还有气。笨拙的我常常把姥姥惊醒。她把我的手推到一边，问我在做什么。我不吭气，却放心地又去睡了。

老去和死亡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大的阴影。我经常琢磨怎样可以不老去，我想变成一棵树，变成一只乌龟 —— 一个可以活几百年的东西。后来，还是姥姥把我从死亡的恐惧里解放了出来。她常给我讲故事，很多故事里都有鬼。她讲的鬼并不可怕：有些是冤死鬼，要讨公道；还有一些是漂亮鬼，要找老公。一天她又给我讲了一个鬼的故事，我对姥姥说，我愿意做个鬼，做鬼多自由呀，而且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再怕死了。姥姥被我吓着了，再不给我讲鬼故事了。可我却不那么怕死了，就把变树、变乌龟的想法放到一边去了。

后来，生死的思考变成了白日做梦。起初，我跟着哥哥们看他们喜欢的小人书和电影，想当一个骑兵司令员，居高临下，指挥千军万马，好不威风。后来看报纸、听广播，看那些加在电影之前的新闻简报，觉得记者的职业既出风头，又有光彩，就非常羡慕，向往着成为一名新华社或者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，出席各种重要场合，给国家领导人拍照，参加记者招待会等等。这样的白日梦我时时做、处处做。在放学的路上，老师让我们手拉手排队回家，我拉着同学的手，既不看路，也不说话，满脑子都是在重要的场合穿行、拍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样的梦注定做不长久。现实很快闯入了我的童年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和朋友正在家里玩儿，有几个人拿着搜查证进来了，不由分说就开始搜家。当时我们邻居有多家被搜，这下轮到我们家了。我倒是没害怕，来的几个人都很规矩，问妈妈哪些是装爸爸书和笔记的箱柜，只是翻了那几个书箱和书柜，拿走了十几本爸爸的日记。我没害怕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我知道爸爸是好人，是被冤枉了，问题很快就会搞清楚，爸爸很快就会回家。可是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

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家从下放农村回到了城里；两个哥哥受爸爸的牵连，上学、就业均投路无门；姥姥因担惊受怕得了臆想症，父母也备受同事、邻居、街道组织人员的白眼和歧视，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高中毕业后，因为高度近视留在了城里，成了一名待业青年。

II

形势发展迅速，不久“四人帮”倒了，高考恢复了，可是爸爸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虽然我非常渴望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但还是努力告诫自己不要对高考报任何希望，因为政审必定过不了关。结果也确实如此，我落榜了。后来国家扩大招生，我才被一所师范学校的大专班录取。

在师范学校里，我一方面渴望学习，另一方面又觉得学习没有什么用处，于是就玩儿了个痛快。我其实不会玩儿，但还是努力参加晚饭后的运动，光是眼镜梁子就至少被打断了两个。我学了滑冰，读了几部小说，翻阅了当时可以找到的各类杂志。一年多一点儿，我从那里毕业了，做起了高中老师。

做老师的那几年，我的心情一直很矛盾：一方面我不喜欢教书工作，想进一步学习；但另一方面，我又不得不卖力地备课教书，因为我的良心要我对学生们负责，希望他们能够考上好的学校。

做老师的第三年春天，我中学的好友即将大学毕业，要参加研究生考试，约我和她一起考，说是要我陪她。我知道她的好心，而且以前也有过这个念头，只是没有付出行动。她的邀请，让我动了心，就和她一起参加了报名和考试。那次考得不好，但给了我能考上的信心，所以第二年我又报了名。这一次相对顺利，也再一次有了学习的机会。

当时的想法很单纯，只想着好好珍惜学习的机会，学完留校，再接我父母来同住，免得他们退休回老家。我本可以按部就班地留校教书，不料系主任给我们系的研究生争取到了一个出国的机会。于是，就在我硕士毕业的那年春天，我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。接下来就毕业、结婚，于初秋时分来到了美国。

在那一段日子里，我对未来满怀憧憬，觉得人生就是靠机会和自己的努力——虽然机会可遇不可求，可没有努力就逮不住机会。不过，虽然踌躇满志，心里却始终没有平安。旧日的阴影让我活得不踏实，总是觉得有什么飞来的横祸会将我努力得来的一切夺走。我小心谨慎，警惕地保护着我得来的一切。